读书 | 全球气候重组之际，社会系统如何更具韧性？
《大转型：中世纪晚期的气候、疾病、社会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英]布鲁斯·M.S.坎贝尔 著
王超华 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14世纪，“旧世界”在既定的历史轨道上经历了一系列深刻而突然的变化，气候恶化、流行病暴发、战争升级、白银产量下降等开始一起发生作用，导致大陆间的交换网破裂、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这一系列的风暴启动了不可逆转的体系更迭。直到15世纪末，大航海、大发现兴起之时，西方才开始再次崭露头脚。
这次“大转型”席卷了亚欧大陆，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命运反转。坎贝尔综合使用历史学、古生态学和生物学的新证据，包括核算国民收入、重建过去的气候和对从瘟疫受害者牙齿中提取的DNA进行遗传分析，评价了商业衰退、战争、气候变迁和流行病在这次“大转型”中发挥的作用，提出动态社会—生态系统的核心六要素理论，对中世纪晚期商业经济的产生、崩溃和重组做出了全新的解释。
“大转型”结束之时，西方在技术和贸易上开始从落后者转为领先者。实际上，东西方的“大分流”正是从“大转型”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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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按照欧洲的历史书写传统，为11-16世纪初的西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数据丰富的解释，其依据是对若干关键变量的量化，包括对国民收入和人均GDP的最新估算。斯蒂芬·布劳德伯利、管汉晖和李稻葵做出的最新估算（《中国、欧洲及大分流：基于历史国民收入核算的研究，980-1850年》，《经济社会史研讨》，第155号，2017年，牛津大学）显示，第二个千年之初，当时的宋朝在世界经济和技术大潮中稳立潮头，与其相比，欧洲发展程度并不高。但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中，欧洲最有活力的地区，特别是意大利中部和北部、佛兰德斯，缩小了与中国的差距；到15世纪，中国相对于西方的历史领先地位已不复存在。在欧洲分别领跑的诸区域经济体对中国的这种渐进式追赶，为此后数个世纪欧洲最终占据领先地位做好了准备。到那时，拥有先进海上力量的欧洲崛起为全球性商业霸主。起初，这个过程主要是欧洲部分地区的追赶，但从14世纪开始，元朝和明朝逐渐落后。元、明二朝均未能利用之前已有一定成就的资本化，转向一条能够实现生产率稳定增长的更加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发展之路。
相比于以前对欧洲通往现代经济增长漫长旅程中这一制度形成期的分析，本书对中世纪经济发展提出的解释既不是马尔萨斯式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因为它们都不足以契合那个时代的成就和逆转。相反，本书强调变迁及开辟新天地的内在偶然性，其路径是考察在触发一个社会—生态时代结束和另一个时代开始的过程中，气候和疾病的自然机制扮演的角色。从13-15世纪的这一过程中，关键的转型包括：（1）从中世纪气候异常期的大气环流模式到小冰期大气环流模式的转变；（2）瘟疫沉寂的环境被鼠疫（鼠疫耶尔森菌）复活的疾病环境替代；（3）较低的和下降的人口水平取代较高的和上升的人口水平。与此同时，马穆鲁克和奥斯曼人的崛起在亚欧商业之间打入了政治、宗教和军事的楔子。
关于中世纪是全球气候重组时期的观点，直到最近才日益明朗，因为气候史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目前可利用的许多高分辨时间序列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种信息富矿，它们解释了单个极端事件和气候条件更长期的变化，也确定了气候不稳定和环境恶劣加剧期的各个时段。考虑到许多历史学家对这种材料并不熟悉，本书用大量篇幅解释相关术语，并得出了一些关键的结论，它们多是以图解的形式来表现的。北半球占主导地位的大气环流模式，特别是厄尔尼诺-南方涛动［合称“恩索”，它引发南亚季风］和北大西洋涛动（它决定了大西洋西风带的强度和方向）之间的遥相关有助于解释欧洲和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大致同步性：宋代的长期繁荣和同时期欧洲的商业革命；极端自然事件的交替——洪水和干旱、季风失效和毁灭性的饥荒、牛瘟和蝗灾的暴发——在14世纪时有发生，导致朝代更替和制度变迁；以及随后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人口和经济衰退，那时主要的气候条件依然不稳定，而小冰期的第一次持续性寒潮则刚刚开始。不出意料的是，与欧洲西北部温带混合农业系统相比，东亚以灌溉为基础的农业系统更容易受到这些气候变化的影响。
图源：视觉中国
对欧洲人而言，气候带来的最深刻影响可以说是间接的，经由气候诱发生态压力，将鼠疫从休眠的地方性兽疫重新激活，鼠疫死灰复燃，成为动物流行病。该事件发生在亚欧大陆缺水的内陆大草原，那里的穴居啮齿动物是病毒的天然宿主。鼠疫从那里向西传播至整个欧洲，并给人口和经济带来了严重而持久的影响。对此，进化生物学家的研究已经有了突破性进展，他们最终解决了黑死病是什么、起源于何地，以及大约什么时间重新出现（13世纪晚期或14世纪初的某个时间）等问题。本书提出关于第二次世界鼠疫大流行的起源和最初传播的证据，并按照历史学家可以理解的方式解释了这些新发现。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仍然存在，研究仍在继续，但已经广为接受的是，新的瘟疫研究范式需要运用多学科的方法，以及相应的全球视角的分析。
鼠疫，犹如气候变化、蒙古和奥斯曼帝国的建立或国际贸易网的形成，是一种泛大陆现象，也是本书的一个中心主题，因此我们的思考需要跨越狭隘的单个国家的局限，尽管历史学家仍将不可避免地依赖民族主义的叙述和特定国家的数据库。同样，本书展示了综合使用自然和历史档案的证据，并融合经济史和环境史的方法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遵循这些路径有望获得更多进展。考虑到自然灾害在塑造中国自身历史中的角色，这个国家是适用此类研究方法的首选，因为这次大转型绝不是欧洲独有的现象，西方在14世纪经历的已有生产和交换体系的破裂同样出现在东方。对二者进行更系统性的比较很可能有相当的启发性。
整个中世纪的数百年间，中国与中世纪欧洲在地理上一直相距甚远，连接亚欧大陆两端的贸易联系非常脆弱，而且经常被打断和破坏。然而，在马可·波罗夸夸其谈的东方游记出版之后，中国对欧洲人的想象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随着穿越叙利亚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古代陆路先后被关闭，有进取心和冒险精神的欧洲人梦想着绕开奥斯曼人和马穆鲁克，由海上航行至那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需求只有欧洲人有。即使在史诗般的郑和下西洋的远航（驶向阿拉伯地区和非洲）中，中国人也没有相应地抵达大西洋，也没有从那里到达欧洲的野心。相反，在几经尝试和犯错之后，到15世纪末，一支葡萄牙小船队绕过非洲，驶入印度洋。几年后，在1513年的广州，欧维士成为在中国港口落锚的第一个欧洲水手。这些海上探险叩开了中国的大门，使其与欧洲和欧洲商业建立了更直接和更稳固的联系，这远非之前发生的任何事情所能相比。（本文系该书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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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布鲁斯·M.S.坎贝尔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