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朋友圈提出，应关注法学教材设置知识点扫码收费现象。其指出，高等教育出版社《宪法学》教材中设置了46个二维码收费点，每个3元共138元，扫码付钱才能解锁新知识。

随后出版社回应，“拓展阅读”部分的资源对于新书用户都是免费的，只需输入图书封底处的防伪码即可，设置二维码的初衷是为了防盗版，“一本书只能绑定一个手机号，二手书可能就绑定不了”。目前正在与技术部门联系，协商后期如何完善这方面情况。

由此可见，这其实是一种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方法，即购买新书，知识点就可以自由阅读；而如果是二手书或盗版读者，要想看到这些内容就必须收费。一本教材凝聚了作者的心血，鼓励购买新书、正版书，进而提高作者及出版方的收益，这样的做法没有问题。

另外将知识点电子化而不是印刷成书，也有助于降低印刷成本。前不久还有媒体报道，受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影响，国内多家纸品及包装企业宣布对产品进行涨价。在这个大背景下，这客观上也可以起到降低教材成本的效果。

但是，事件的可议之处在于，书的性质有些特殊——它是教材，它有一定的公益性和普惠性。这种“只有新书免费”的模式，相当程度导致二手书的价值大打折扣，循环使用的价值急剧降低。

尤其是考虑到教材的使用者多是经济能力有限的学生，购买二手教材其实是种常见现象，这种收费模式就难免“过于苛刻”的观感。比如童之伟教授就表示，自己已收到出版社电话说明该情况，但其认为二手书也是别人买的，合法取得，不应限制使用。

从大趋势也可以看到，鼓励教材循环使用恰恰是大势所趋，毕竟这可以极大降低学生的教育投入。2020年有媒体报道，教材浪费现象惊人，全国中小学课本及教学用书、大中专教材、业余教育课本及教学用书的零售数量，平均每年约28亿册、金额超200亿元，“这些教材若循环使用一年，节约费用可援建约4万所希望小学”。

这也构成这种收费模式最大的争议点之一。书本本来应该是知识的载体，它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知识可以最大限度、不受阻隔地传递。现在中间多了一个扫码付费的环节，自然也让很多人难以适应。

根据网友的留言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有不少书籍采用了这种办法，从保护知识产权的角度，这一方法在业界看来颇受认可。不过既然是教材，那么如何在收益和公益之间取得平衡，恐怕也是个新的课题。比如在防盗版的同时，能不能对二手书用户也做出一定程度的让利或优惠？或是通过某些技术手段去核实使用者的学生身份，为其开放扫码权限？

此事带来的启示，其实是教材这种特殊的文化产品，该如何找准定位的问题。教材是商品，可以盈利；但又肩负某种公共服务的使命，得保证普惠。市场逻辑和公益逻辑，需要在教材身上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结合点，对此，行业恐怕还应进一步探索和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