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崛起并维持其世界强国地位的过程中，它多次击败了来自欧洲大陆强国的挑战,成功维持了它所主导的欧洲均势。审视欧洲和世界地图，人们往往会感叹这种常胜不败几乎是一项奇迹:英格兰是如此渺小，与大陆上的那些挑战者相比，它的幅员与人口都显得微不足道，但它一次次地获得辉煌胜利。胜利背后的首要因素，在我看来是过去三百年间它对同盟战略的独特运用：每一次“决斗”，英国人都成功地组织起一个大同盟，并借助同盟体系的威力实现战时武力的成倍扩张和对敌人的有效包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英荷奥大同盟（1701年至1711年）；法国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中的五次反法同盟（1790～1815）；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每一次大战都有各不相同的敌人和盟友，每一次大战都有性格迥异的领袖来组织和领导，每一次大战都面对着全新而独特的时代背景，但在变动不拘的历史洋流中，有一种不变的东西在指引着英伦炮舰的航向，那就是它独特的战略文化传统。

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英国格言：“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非常典型地显示出英国人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除了理性以及由此而界定的国家利益，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打动英国精英对世界风云的判断。他们不会受制于情感，连荷兰和法国那样的老对头在需要时都可以纳为生死与共的重要盟友；他们也不迷信血缘关系，当德国的威廉二世皇帝触碰其底线时，英国人毫不犹豫地同自己皇帝的表兄弟开战；他们更不会拘泥于宗教或者意识形态信仰，这类分歧与敌对丝毫不妨碍他们确定盟友和敌人，即使对共产党苏联也是如此。在同盟中英国的角色是领导者，但他们的领导方式是协商、合作与交易而不是控制，这对于他们的领导能力提出了极大的要求。为了将各怀异心的盟国纳入英国的战争轨道中来，他们总是安排不同的交易来处理同各个盟国的关系。由于这个原因，每一场大战中英国构造的同盟体系都呈现出清晰的层次特点，各盟国被按照重要性和利益关系差别对待，这集中体现在英国人对关键信息和决策机制的坚决控制上。在同盟的组织和运作中，既有正式的盟约文本来规范和约束，也有各种非正式的、临时的协作机制和私人关系作为对正式盟约的修正、补充和润滑。一旦战争结束，敌人的图谋得到粉碎或者抑制，英国的同盟体系就趋于事实上的瓦解和结束，其合理性目的在于及时节约英国有限的财政资源。除了某些关键性同盟关系有保留的必要外，其他国家的价值消失了，甚至又成为英国工商业的竞争对手，盟国间关系因而重新“正常化”。

丘吉尔是英国传统同盟战略的集大成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予以高水平的发挥。在主持大局之前他花了20多年从事国家战略研究，尤其研究了他的高祖父马尔博罗公爵在西班牙继承战争中操作的反法大同盟和他自己参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协约国同盟，他对同盟战略的理解集中反映在他的专著《世界危机》中。在他看来，联盟战争的两个关键特征在于（1）旨在分裂敌方联盟和扩大己方联盟的战略活动至关重要；（2）战争现象的统一性与各国以支离破碎、各怀异心的方式来对待战争的倾向相矛盾。30年代期间，丘吉尔在马尔博罗公爵传记中，进一步探究了联盟战略的后一方面。他描述了联盟战争中盟国间歧异的不可避免性，特别是弱国或受到致命威胁的国家试图向较强的国家转嫁负担的倾向。他写道：“无法像操作单独一国的军队那样来操作一个联盟的军队。”在丘吉尔的心目中，马尔博罗所以伟大，关键在于他懂得并接受了这个事实，同时力争从“一个试图进行战争但极为笨拙的联盟的种种阴谋诡计、相悖目的和半吊子措施”当中形成一个内在连贯的战略。

在丘吉尔的二战同盟战略中，处于核心层次的是英美苏的同盟关系，他在珍珠港事变之后的演说中明确强调了它的重要性：“当我估算美国的力量时，当我感到它们现在同整个英联邦在一起生死与共时，我坚信全世界没有任何别的事实能够与之相比。……然而还有另一个事实，在某种意义上有着更为直接的作用，那就是俄国军队没有被征服或摧毁。这两个极其根本的事实最终将支配世界形势，以史无前例的方式使胜利成为可能。” 丘吉尔以三种方式构筑英美同盟。首先是通过合作的体制化来构筑和落实英美同盟：1942年联合参谋总部的创立，首先归功于丘吉尔的力排众议；将英美两国运输和军火生产组合在一起的各委员会，盟军内部的情报联合机制，以及各个盟军最高统帅部……所有这些都带有丘吉尔的烙印。与此同时，丘吉尔也努力通过演讲向美国公众尤其是精英阶层进行呼吁和动员。最富艺术性的是通过个人关系来确保和加强同盟：二战期间他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发去了大约950件信函，并且收到了750件回函,平均每三天两人之间就有一次通讯来往。他曾说：“没有哪个情人曾经像我仔细琢磨罗斯福总统的每一项任性和奇想那样琢磨过他的情妇。”

在同盟的外围，英联邦的各个成员国、中小盟国乃至沦陷国家的流亡政府和中立国，都构成对德、意、日的围堵、挤压与牵制。丘吉尔对外围盟友的态度是礼貌、友善、信任、同情的，并且坚决拒绝某些下属或同僚试图利用后者的弱小与羸弱占便宜的图谋。然而他也一次次坚决拒绝外围同盟者试图分享决策权和关键信息的要求。他断言：“有人认为应当保证每个提供军队的国家、连同这些军队中的每个部门在所有重要委员会里都有代表，在干任何事情以前应当同每个人都充分磋商。事实上，这是打输战争的最肯定的途径。”

在丘吉尔看来，战略家如同画家，寻求“比例或关系”，并且“必须有囊括一切的眼光，将起始与终结、整体与各部分展现为一个久驻心中的瞬间的印象。”而处于核心的则是关键性的事实或主题：随着一场战争（有如一项绘画）的进展，新的精巧之处、不同的侧重点或改变了的方法当会不断出现，然而一切都由一个统一的大方针贯彻始终，其他部分都处于从属地位，随时准备为了凸现和保证这个主题而作出牺牲或让步。只有如此，最终的创造物才会完整而和谐。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联盟战略的操作反映了这种色彩生动的和谐。自始至终，瓦解敌方联盟、扩展己方联盟这一主题就是明确、清晰的：英美苏的坚定团结将会造成决定性对敌优势，整个二战期间他紧紧扭住不放的正是这个关键事实。微妙之处在于他对各种分寸的把握：对自治领必须待以体谅和关照，但是决不容许它们扭曲战略决定及其背后的体制机构；必须给苏联有力的支持，但其不合理要求必须回绝，其长期目的必须怀疑；小国、流亡政府和中立国的自由权必须维护，但不能因为过分小心地关心它们的权利而危害了更大的事业。他对马尔博罗的评价某种意义上是在描述自己：“他感受到了世界上最强烈的责任感。同盟的战争变成了他个人的战争。他是轮轴，因而责无旁贷。他与同盟国缔结了条约……在必要并可能的情况下他甚至需要强迫或哄骗他们获救，因为只有他才知道那将使大家脱离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