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西方联盟体系不是辐辏式的而是网络式的,这意味着在这个相对松散的大同盟内部可以出现不止一个权势核心,比如独立于美国控制之外的次级联盟——欧盟,就在广度和深度上直接挑战着美国的垄断地位和利益。
历史的讽刺是无情而深刻的:在美国国际地位的上升阶段(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们是受邀请的盟主;在冷战时代,他们是理所当然的盟主;但到了反恐战争时期,当年的邀请者却改变了态度,美国需要支付额外的代价来建立和维持其联盟。
在同盟中处境的变化反映了美国的质变:在全球政治生态平衡中,它由一只壮硕的食草动物变成了以捕猎为生的食肉动物。当今天的美国人夸耀自己史无前例的权势优势时,其实心里也很无奈:他们几乎不得不依靠权势来维持现有的生活,而这条道路上充满了嫉妒、怨恨与冲突。简单考察美国在全球资源分配和循环中的地位就可以明确这一点。尽管从数值上看美国的对外依存度不太高,但如果考虑到美国经济的高度虚拟化,那么美国的进出口状况对于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其实远大于数值所反映的程度。美国的经济地位与一个世纪前截然相反:他们从世界市场输入日常工业产品和原材料,用以支付的对等物主要不是农产品,而是美元、专利与许可权、军火与军事技术。这些项目下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为前提的,一旦美国失去掌控能力,这些收入将大打折扣。我们当然知道美国社会自身的调整潜力:比如出现新的产业、美国工业在美元大幅贬值之后增加竞争力、农产品出口增加以及进口减少等等,但显然没有哪位美国总统敢选择“放弃霸权”这条充满风险和巨变的发展路径。所以,美国的决策者,无论来自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要坚持维护美国的全球性权势和控制地位。
要求对盟友加强控制的压力也同时来自联盟战略的较低层面。美国的盟友大多是“自由民主”国家,而建立在选票上的战略意志存在一个致命特点:经常随着选举形势而变动。最近的美国反恐联盟中的情况便是如此,西班牙、菲律宾等国由于国内选举而改变了对美的支持承诺,先后从伊拉克撤军,给美国的对外战略造成不小的政治压力。为预防和管理这类风险,美国智囊圈中开始出现一种声音,要求加强对盟友的影响力,并给“临阵脱逃者”必要的惩戒。
但是,正如历史反复证明的那样,如果美国加强对同盟国的控制,美国权势的国际道义和合法性都将进一步丧失。21世纪的美国能否继续抵抗控制的诱惑,避免蜕变为自己当年所说的“邪恶帝国”?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写于2004年)